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历史沿革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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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星洲“南洋江夏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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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1年后,中国政府为了加强各省份民众的沟通,开始推行统一的语言教育,创办新式学校取代旧有私塾,身处南洋各地的中国移民,也深感不同地方语言之间的族群沟通十分困难,特别是时常往来于南洋群岛各地区的华人商家,深知沟通问题的困扰,局限了他们的商业发展,因而纷纷支持新式学校的设立。1920年代,时称石叻坡(星洲)的英属殖民地,已经逐渐发展成为南洋群岛的中心点,乃往来于南洋诸岛的必经之地,也是华人移民聚集量最多的单一岛屿。一批时常往来于南洋地区的江夏宗人,深知若要团结各殖民属地的华夏子弟,除语言与教育外,最有效的方式乃先结合各地区的地缘性组织,但促成各地缘性组织的团结乃需要有一道相互沟通的桥梁,而地缘性组织内的血缘性成员就是最好的代表人物。因此,在这大时代大环境的推动下萌生建立一个突破籍贯的限制,涵盖全南洋各地的宗亲会馆,以期发挥更大的影响力,团结南洋各地的各籍贯同宗,于是他们便於1923年在石叻坡登报,呼吁成立血缘性的江夏社团。

经登报呼吁及发起人四处奔走,号召各地同宗踊跃入会,因此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便招幕了269名会员,其中定居于石叻坡有167名,余者为来自马来亚、婆罗洲、印尼、中南半岛等南洋各地,达到了团结南洋各地同宗的目标。并于1924年3月16日选出长期定居于石叻坡的24位宗亲先辈为第一届董事,联名发起组织,呈报注册,定名为星洲“南洋江夏堂”并于同年4月7日下午2时,假小坡勿拉士巴沙路77号的南洋大酒店举行成立大会。第一届董事及发起宗亲前辈名录为:

济舟、有渊、良保、宗朝、沄辉、奕根、维椿、曼士
机书、大彪、和礼、章增、光洋、笃俭、镜湖、德新
露昌、俊昌、蔚庭、汉种、竹三、贻钜、祖芬、则康

星洲“南洋江夏堂”堂址开始时暂设于同宗济舟宗长位于直落亚逸街87号(金和兴号)住宅内楼下,积极推动学校等教育的发展,并促进各地区各籍贯宗亲的交流,后迁至厦门街86号,由于堂务发展迅速,1932年就搬到武吉巴梳路13号,1937年又搬到芽笼路35巷门牌16号,成立不过数年即三迁其所,故诸先辈深谋远虑,为了奠定会馆之永久根基,于是更进而策励同宗,发动募捐,购地建筑会所之倡议。讵料世界第二次大战爆发,日军之铁骑南侵,新马相继沦陷,“江夏堂”会务之发展遂告停顿,购地建筑会所之倡议也悬而未定。

1945年8月15日,日军投降,新加坡光复,星洲“南洋江夏堂”又开始恢复活动,重新登记会员,复兴堂务。经过二战的摧残,宗亲门更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,加上南洋各地开始酝酿独立运动,为了能够更好的整合及协调宗亲的力量,于是致函各设于星洲的地缘性同宗团体,商讨战后重振江夏宗人社团的前途。出席者有:潮州江夏堂、客属黄氏公会、琼崖黄氏公会、台山黄家馆、福州义序黄氏公会、江夏平心阁、大本堂广帮黄氏互助会等同姓团体、举行联席会议,经多次讨论之后,各同宗团体代表都认为,既是同一黄姓之组织,应该筹建一个“黄氏总会”,籍以团结各帮各派。自此以后,组织筹委会,呈报社团注册官,组织总会,成为一个统一的机构,增加力量。

1950年1月8日,新加坡黄氏团体在南洋江夏堂的主催下,于芽笼35巷16号召开筹建总会第一次筹备委员会讨论会。参加该次会议的黄氏宗亲团体有:南洋江夏堂、潮州江夏堂、琼崖黄氏公会、江夏平心阁、福州义序黄氏公会、大本堂广帮黄氏互助会、客属黄氏公会等团体的19位代表。这次会议一致通过,在现有黄氏宗亲团体的基础上,成立新加坡“南洋黄氏总会”。

1951年1月14日正午,“南洋黄氏总会”在当时的各同宗社团:南洋江夏堂、客属黄氏公会、潮州江夏堂、大本堂广东黄氏互助社(现更名为广东黄氏宗亲会)、福州义序黄氏公会、台山黄家馆、南安罗溪公所(现更名为南安罗溪黄氏公会)、琼崖黄氏公会、顺德江美沙溪黄族同乡会、江夏平心阁的推举下,于芽笼35巷16号(即南洋江夏堂会址)宣布成立,并推举景顺宗长为首届常务主席,同时举行庆祝典礼。其后又加入:潮安金沙黄氏公会、黄氏炽昌联谊社等。

其后团体会员有:潮州江夏堂、琼崖黄氏公会、客属黄氏公会、江夏平心阁、广东黄氏宗亲会、江夏公所、黄氏炽昌联谊社、南安罗溪黄氏公会及台山黄家馆。

十九世纪中叶,中国大陆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,国内天灾人祸不断加上西方列强的侵略,面对着内忧外患使得民不聊生,南方的福建、广东等省份兴起了向海外淘金与移民的浪潮。西方殖民地政府因开发南洋地区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工,因而以重金利诱中国沿岸华人前往开辟南洋诸岛,更甚至以欺诈方式,诱惑农民卖身前往做苦力工作(即华工血泪史中的猪仔制度)。

由于南来华人基本上以目不识丁,单身外出寻工养家的农民及小型手工业者为主,他们带着封建的传统思维,本着迟早会落叶归根回到祖籍地的心态前来,因此对于自我权益的保障与居住环境的并没有太多的要求。虽然大家都来自同文同种的亚洲大陆,但由于不同省份都有着自己沟通的语言与生活方式,为求彼此同乡能互相照应,因而在不同的殖民属地很自然的聚乡而居。久而久之随着移民人数的增加,而又得不到中国及殖民地政府的任何支助,各地方移民都深感到互助团结、和衷共济之必要,为能更好的协助及照顾南来乡人的衣、食、住、行等各种事务及凝聚乡人的情感,因而逐渐在南洋地区成立许多语言共通的地缘性组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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